Richard Stallman 爱丁堡访谈，2004年

若没有某种先存的信念驱动，一个人不会穷尽毕生去开创自由的新形态。究竟是什么驱使您为软件自由投入如此多的时间？

首先，我成长于1960年代的美国，那时便深受自由思潮的熏陶。到了1970年代，在麻省理工学院，我成为一个程序员社群的一员，我们彼此协作，并不断思考这种合作背后的伦理与社会意义。然而这个社群在八十年代初逐渐消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大多数计算机用户深陷其中的专有软件世界，在道德层面上令人作呕。于是我下定决心，要重新创建一个崇尚合作的社群。我意识到，若投身于那种相互倾轧的竞争——这正是非自由软件的本质——我所能获得的唯有金钱，而换来的将是我所憎恶的人生。

您是否认为自由软件运动或其部分领域能够或已经通过与其他社会运动的协作受益？

我并未看到这对自由软件本身产生太多直接助益。但另一方面，我们开始看到一些政党开始接纳自由软件事业，因为这与他们普遍支持的自由与合作理念相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逐渐看到其他运动对自由软件理念的贡献。

您是否认为自由软件运动对全球反对企业统治、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等体制的运动至关重要？

我们完全不反对资本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奴役计算机用户这一特定商业行为。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在分发自由软件、为自由软件作出贡献，我们欢迎它们使用自由软件，欢迎它们销售副本，也感谢它们作出的贡献。然而，自由软件运动反对的是支配行为——未必是针对企业支配，而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支配。软件用户不应被软件开发者所支配，无论这些开发者是企业、个人、大学还是其他实体。

用户不应被割裂且处于无助状态。这正是非自由软件的所作所为——它使用户彼此割裂且束手无策。割裂源于你被禁止与他人分享副本，无助则是因为你无法获得源代码。你甚至无从得知程序的真实功能，更遑论修改它。因此这二者确实存在关联。我们正在对抗软件开发者的支配行为。这些开发者中有许多是企业，而某些大型公司正通过非自由软件实施着某种形式的支配。

同时，自由软件开发者能够为这些运动提供技术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若使用专有软件将无法构建。专有软件不仅价格高昂，更受制于反映主导世界体系利益的意识形态模式，这种模式推崇商品化、剥削、控制与监控，而非共享、正义、自由与民主。

目前我还不能断言反对运动完全无法使用非自由软件，因为事实上许多组织正在使用它们。但使用非自由软件本身是不符合伦理的——至少使用经授权的版本是不道德的。不过，使用任何版本的专有软件都不是明智之举。

您看，使用授权副本意味着你必须同意不与他人分享——而作出这种承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行为，我们应当抵制。这正是我发起自由软件运动的根本原因：我希望让人们能够轻松拒绝非自由程序许可协议所要求的不道德承诺。 若你使用的是未授权副本，则意味着你未曾作出那种不道德的承诺。但你依然被迫处于“地下状态”，且仍然无法获取源代码，因此无法确知这些程序的实际行为——它们很可能正在执行监控任务。据我所知，在巴西，使用未授权副本曾成为囚禁无地农民运动活跃分子的借口，该组织后来转而采用自由软件以规避这种风险。事实上他们根本负担不起正版软件的费用。由此可见，这些现象并非简单的线性关联，但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日益增强的平行发展与相互联系。

企业这种社会形态具有高度封闭性——它仅对股东（即少数拥有资本的群体）负责，其内部官僚体系与苏联部委的民主程度相差无几。那么，企业日益深入地参与自由软件领域，是否会让您感到担忧？

这并不直接构成问题。因为只要程序是自由软件，就意味着用户不会被其开发者所支配。无论这些开发者是大型企业、小型公司、个人还是其他实体，只要软件是自由的，他们便无法支配用户。

然而，大多数自由软件用户并未从伦理与社会层面理解它。有一个声势浩大的“开源运动”，其明确宗旨就是在谈论我们成果的同时，刻意将用户的注意力从这些伦理与社会议题上转移开。他们相当成功：许多使用者虽然用着我们为自由与合作而开发的自由软件，却从未听闻我们这样做的初衷。这种情况削弱了我们社区的凝聚力。 这好比一个拥有自由的国度，但大多数国民却从未被教导要珍视自由。他们处于脆弱的境地——若有人对他们说“放弃自由，我就给你这个宝贵的东西”，他们很可能会同意，因为他们从未学过为什么要拒绝。

若将这种现状与那些企图剥夺人们自由、逐步侵蚀自由的企业行为联系起来，便构成了一个隐患。我们看到许多企业开发者和自由软件发行商将自由软件与某些非自由的、奴役用户的软件捆绑打包。他们宣称这些奴役用户的软件是“额外福利”，能“增强系统功能”。倘若人们从未学会珍视自由，便找不到任何理由去质疑这些说辞。

但这并非新问题，也并非大公司所特有。回顾过去七八年间，所有 GNU/Linux 系统的商业发行商都惯于在发行版中捆绑非自由软件。多年来我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抵制这种做法，但收效甚微。事实上，就连非商业的 GNU/Linux 操作系统发行版也一直在收录和传播非自由软件。可悲的是，在众多发行版中，直到最近仍没有一款能让我放心推荐。如今我知道有一款名为 “Ututo-e” 的阿根廷发行版值得推荐，并期待很快能有更多选择。

开源运动以技术优势为导向的理念为何对您而言仍不足够？

开源运动的确立，其初衷正是要摒弃自由软件运动的伦理根基。自由软件运动始于一个道德判断：非自由软件是反社会的，是对他人的错误对待。这个结论是我在开始开发 GNU 系统之前就形成的。我开发 GNU 系统，正是为了创造一种能够替代不道德软件使用方式的选择。当有人对你说“你可以使用这个优秀的软件包，但前提是你必须签署承诺不与他人分享”时，这实质上是要求你背弃人类共同体。我在八十年代初就已认定，这种行为本质上是恶的。

但在当时，使用现代计算机别无他法。所有操作系统都要求用户签署这种背弃承诺才能获取副本——这还仅仅是指可执行的二进制副本。你根本拿不到源代码。可执行的二进制副本只是一串数字，连程序员都难以理解其含义。而源代码看起来像数学公式，只要学过编程就能读懂。但即便签下这份背弃承诺，你也无法获得这种可理解的形态——得到的仍是只有计算机能读懂的、毫无意义的数字串。

因此我决定创建一个替代方案——开发一个没有这些不道德要求的新操作系统。这个系统将以源代码形式发布，这样如果你决定学习编程，就能理解它的运作机制。你无需背弃他人即可获得它，并可以自由地传递给更多人：无论是免费分发还是出售副本。于是我开始开发 GNU 系统，到了九十年代初，这套系统构成了后来被误称为 “Linux” 的主体部分。

由此可见，这一切的起源正是对反社会行为的伦理层面的拒绝。但这确实是个具有争议性的立场。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 GNU+Linux 系统逐渐普及并拥有数百万用户，其中许多是戴着技术眼罩的技术爱好者——他们不愿从对错的角度思考，只关注效率高低。于是他们开始向大众宣扬：“这个操作系统非常稳定、功能强大、酷炫刺激，而且价格低廉。”却绝口不提这能让你避免背弃社会伦理，更不提它能让用户摆脱被割裂与无助的处境。

因此，虽然有许多人使用自由软件，却从未听闻这些理念。这其中包括商界人士——他们本就奉行道德中立的生活态度。所以当有人提出“开源”这个术语时，他们便迫不及待地采纳，以此埋葬这些伦理思想。当然，他们有权推广自己的观点。但我并不认同他们的立场，因此我拒绝在“开源”的旗号下进行任何活动，也希望您能做出同样的选择。

您如何看待使用 FLOSS（自由/开源软件）这个名称？毕竟英语中 “free” 一词存在歧义，明确其含义有助于用户理解自由软件所倡导的自由。

许多人在研究或撰写关于我们社区的著作时，往往希望保持中立立场，避免在自由软件运动与开源运动之间选边站队。由于他们通常先接触到开源运动，便误以为我们都支持该阵营。这时我会指出，事实上我们这个社区是由自由软件运动缔造的。但当他们表示不愿卷入具体理念分歧，只想平等提及两大运动时，我便推荐使用“自由/开源软件”（Free/Libre Open Source Software）这个称谓——既涵盖双方又保持平衡。这个术语在首次全称说明后便可简称为 FLOSS。因此我认为……若您不愿在两大运动间表明立场，使用该术语完全合理。当然，我始终期待您能站在自由软件运动这边，但这并非强制要求。这个中立术语本身具有其正当性。

您对基于自由操作系统理念发展起来的社区现状满意吗？它最初的发展方向与您的设想出现了哪些偏差？

总体而言，我对现状相当满意。但当然也存在令人遗憾的方面，主要是社区存在一个薄弱环节：太多人未能将其视为自由议题，既未学会珍视自由，甚至未能认识到自由的存在。这使我们未来的存续面临疑问，削弱了社区力量。因此当面对各种威胁时，这种薄弱会阻碍我们的应对。软件专利可能摧毁我们的社区，“背信计算”可能摧毁我们的社区，甚至硬件制造商只需拒绝提供足够的硬件使用信息，就足以让我们无法编写驱动硬件的自由软件。 我们长期面临着诸多薄弱环节。要应对这些威胁，需要采取不同策略。但无论如何，我们的认知越清醒、动力越充足，就越能从容应对各种挑战。因此最根本的长期任务是：首先要认识到自由软件赋予的自由价值，进而珍视它——就像人们捍卫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那样去为软件自由而抗争，毕竟这些自由在当今世界同样面临严重威胁。

在您看来，当前自由软件的发展主要面临哪些威胁？

必须指出，我们的目标并非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而是要解放网络空间。这意味着要解放所有计算机用户。虽然我们期待最终所有用户都能转向自由软件，但不应将表面成功视为终极目标——那会偏离根本宗旨。若从“阻碍自由软件传播的因素”这个角度来说，部分原因在于惯性，社会惯性。许多人已习惯使用 Windows 系统，尚未掌握 GNU/Linux 的使用方法。虽然学习 GNU/Linux 的难度已较五年前大幅降低，但学习门槛依然存在。 对于从未接触过计算机系统的人而言，学习 GNU/Linux 其实并不比学习其他系统困难；但若已熟悉 Windows，继续沿用已知方式显然更省力——这就是惯性使然。目前接受过 Windows 系统培训的人数超过 GNU/Linux 系统培训者。因此每当试图说服人们转换系统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对抗这种惯性。此外，硬件制造商与我们的合作程度远不及他们与微软的紧密协作，这又构成了另一重阻力。

此外，在某些国家还面临着软件专利的威胁。我希望所有读到或听到这段内容的人都能向欧洲议会候选人发问：“您对软件专利持何立场？是否会投票支持恢复去年九月议会通过、但正被部长理事会删除的修正案？是否会在二读时投票恢复这些修正案？”这是个非常具体的问题，答案非是即否。 若您询问“是否支持软件专利”，往往可能得到闪烁其词的答复。该指令的起草者声称条文并未授权软件专利，理由是指令规定所有可专利对象必须具有“技术特性”。但欧盟委员会相关人士曾坦言，这个术语的定义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主观解释——就像矮胖子词源学¹般随心所欲。因此这实际上形同虚设。如果候选人声称“我支持委员会草案因为它不允许软件专利”，您可以直接指出这个漏洞，并追问关键问题：“您是否会投票支持议会先前通过的修正案？”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