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rnelTrap.org 对话 Richard Stallman，2005年

Jeremy Andrews 主持

Richard Stallman 于1984年创立了 GNU 计划，并于1985年创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他最初还编写了多个广为人知且被广泛使用的开发工具，包括 GNU 编译器套件（GCC）、GNU 调试器（GDB）以及 GNU Emacs。

为了更好地理解 Richard Stallman 和 GNU 计划，我建议你先查阅他们的哲学页面。你会发现其中包含丰富的信息。

我们这次采访最初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但在 Richard Stallman 摔倒并手臂骨折后，后来不得不通过电话完成。他非常友善地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讨论了他初次接触计算机的经历、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时光、GNU Hurd 的现状、他在自由软件基金会目前的角色、非自由软件存在的问题，以及更多话题。以下内容深刻揭示了我们的发展历程以及我们仍然面临的挑战。

背景

Jeremy Andrews：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计算机？

Richard Stallman：我大约在1962年开始阅读计算机手册并在纸上编写程序。在1969年，我第一次看见并使用实际的计算机。

JA：在见到和使用实际的计算机之前，您编写什么样的程序？

Richard Stallman：它们都是相当简单的程序，比如做向量的加法等。在我第一次开始使用实际计算机时，我设计了一种基于字符串替换的计算机语言。有点像 SNOBOL¹，尽管我从未使用过 SNOBOL。

后来，当我有了第一台真正可以使用的电脑时，我开始动手写的第一样东西是——我之前见过 PL/I² 语言，它那丰富的功能让我激动不已。但它缺少一个功能：它没有张量分析中使用的求和约定。于是我开始为 PL/I 写一个预处理器，用来实现求和约定。我最终没有完成它，但确实让其中一些部分运行起来了。起初我用 PL/I 写，后来我们发现，单是它的一遍处理³就塞不进当时能用的那台机器里。（那时我其实已经用 PL/I 在纸上写了不少部分。）接着我开始用汇编语言重写它，但也只重写了其中的几遍处理。再后来我接触到了像列表和 Lisp 这类东西，对 PL/I 这类语言就失去了兴趣。

JA：当您在1974年获得哈佛大学物理学士时，您是如何计划您的学位的？

Richard Stallman：我本以为我会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然而，编程带来的乐趣——在其中我能取得切实的进展并看到成果——逐渐增长，并超越了学习物理的乐趣。

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岁月

JA：在1970年代，您在人工智能实验室从事什么任务？

Richard Stallman：主要是开发操作系统，不过我确实和 Sussman 教授一起完成了一项人工智能研究；我们开发了依赖引导回溯技术。

JA：什么是依赖引导回溯技术？

Richard Stallman：您会做出一些假设，并将这些假设与一些已知事实结合，从而得出结论。您可能会遇到矛盾；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导致该矛盾的假设中至少有一个必然是错误的。同时，您会记录实际与矛盾相关的具体假设组合，从而推断出该组合不可能全部成立。接着，您通过改变假设来回溯，但不再尝试包含已知矛盾组合的假设集。这是一种人们在思考中沿用已久的方法，也被称为证明分析。然而，它在计算机化推理中尚未得到应用。

JA：该研究的成果是什么？

Richard Stallman：我们发表了一篇论文。后人使用了该技术，所以很明显，它成了人工智能的一部分。

此外，我学会了如何更好地理解电路。我们运用这项技术编写的程序，正是一个用于分析电路的程序。通过模仿这个程序的思路，我对电路的理解比以往更加深入了。

GNU 工程和自由软件基金会

JA：您在80年代早期遭遇非自由打印机软件的故事广为人知。这件事最终促使您在1984年创立了 GNU 项目，并在1985年创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此后，您一直作为公众演说家和多产的自由软件作者，在这一运动中保持着相当活跃的参与。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您取得的众多成就中，最令您自豪的是哪一个？

Richard Stallman：我所自豪的是，我们构建了一个能让人们在自由中使用计算机并互相协作的社区。

JA：现如今，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Richard Stallman：软件专利。数字千禧年版权法案。广播旗⁴。保密的板卡。非自由 Java 平台。

换言之，这是有权有势者为终结我们的自由而有组织实施的行为。

JA：有无针对这些问题的计划？

Richard Stallman：关于法律方面，在美国成效甚微。但在尚未制定此类法律的其他国家，我们可以努力阻止其通过。

JA：这有点令人望而生畏。

Richard Stallman：确实。

“自由软件” 对阵 “开源”

JA：您经常需要解释“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之间的区别，然而媒体仍然在混淆这些术语。对于可能因此感到困惑的读者，您能否解释一下两者的差异，以及为何正确区分它们很重要？

Richard Stallman：自由软件和开源是两种不同理念运动的口号。在自由软件运动中，我们的目标是实现自由分享与合作。我们认为非自由软件是反社会的，因为它践踏了用户的自由，而我们开发自由软件正是为了摆脱这种束缚。

开源运动推崇的是一种他们认为技术上更优越的开发模式，这通常会带来技术上更优异的成果。他们所引用的价值观，与微软所诉求的价值观一致：即狭隘的实用主义价值。

自由软件和开源同样也是软件许可的评判标准。这些标准的表述方式大相径庭，但被接受的许可协议却几乎相同。主要的区别在于哲学理念上的差异。

哲学理念为何重要？因为不珍视自身自由的人终将失去它。如果你赋予人们自由，却不教导他们珍视这份自由，他们便无法长久保有它。因此，仅传播自由软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教导人们去要求自由、为自由而奋斗。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克服那些如今看来尚无法解决的难题。

“GNU/Linux”

JA：另一个常见的混淆点是“GNU/Linux”这个名称。为什么 GNU 项目的贡献如此重要，以至于操作系统的名称中应当包含它——特别是与任何基于 Linux 内核的操作系统中其他大型组件（例如 XFree86）相比？

Richard Stallman：我们为 GNU 系统编写的代码构成了今日 GNU/Linux 系统中最大的单一部分，这并非偶然。如今系统中使用的许多自由软件程序是由其他个人和项目开发的，例如 TeX、BSD 代码、X11、Linux 和 Apache 都是值得关注的例子。但正是 GNU 项目率先着手开发一个完整的自由操作系统。我们今天使用的综合系统正是建立在 GNU 的基础之上。

JA：在谈论 GNU Linux……

Richard Stallman：我倾向于将其发音为“GNU 斜杠 Linux”或“GNU 加 Linux”。原因是当你直接说“GNU Linux”时，极易引发一种误导性的解读。毕竟，我们有 GNU Emacs，那是专为 GNU 开发的 Emacs 版本。如果你说“GNU Linux”，人们会认为这意味着一个为 GNU 开发的 Linux 版本——而事实并非如此。

JA：您指出该名称是两者的组合。

Richard Stallman：正是如此。它就是 GNU 加 Linux。

JA：然后就构成了人们在用的 GNU+Linux 操作系统。

Richard Stallman：非常对。

JA：人们使用 GNU/Linux 这一个术语会有什么收获？

Richard Stallman：人们知道 Linus Torvalds 编写 Linux 程序是为了乐趣。人们也知道，Linus Torvalds 并未说过阻止用户分享和修改他们使用的软件是错误的。如果他们误以为我们的系统由他发起、主要归功于他，他们便会倾向于追随他的哲学理念，而这将削弱我们的社群。

认为整个操作系统的存在只是因为一个本科生觉得这是个有趣的项目，这确实是个有意思的轶事。但真实的故事是，这个系统的存在是因为有一群人决心为自由而战，并且愿意为此付出多年的努力。这个故事教导人们的，才是真正值得学习的道理。

当人们忘记这一点时，他们便开始偏向开源运动与微软所共有的、实用但肤浅的价值观：即认为软件唯一重要的只是能否完成任务以及它要花多少钱。

JA：这便开始回答我的下一个问题了：当人们拒绝使用“GNU/Linux”这个称呼时，我们失去了什么？

Richard Stallman：我们失去的是教育人们的机会。无论您如何称呼它，软件的自由程度本身并不会改变——前提是您所使用的发行版确实是自由的。但据我所知，唯一完全自由的 GNU/Linux 发行版是 Ututo。大多数 GNU/Linux 系统版本并非完全由自由软件构成，所有商业发行商都会加入非自由软件。即便是 Debian，虽然将非自由软件明确分开存放，但仍会分发它们。而那些销售 Debian GNU/Linux 的厂商，还常常额外添加一些非自由程序作为“赠品”……他们诱导人们认为，这种以牺牲部分自由为代价的“额外获得”是一种好处。

如果您恰好运行的是一个不含非自由软件的 GNU/Linux 版本，那么您如何称呼它并不会实质性地改变现状。但五年后我们可能面临的局面，取决于今天我们彼此传递了怎样的观念。

玫瑰即使换了名字，芬芳依旧如故，但若你将其唤作洋葱，便会让厨师们困惑不已。

GNU/Hurd

JA：GNU Hurd 的开发已持续超过十年。一年多前曾有发布1.0版本的讨论，但因若干功能尚未完善而推迟。目前该项目的进展如何？

Richard Stallman：Hurd 已在运行，缺失的功能也正在逐步完善。然而，就当前的实际使用而言，人们通常会选择基于 Linux 的 GNU 版本。

JA：对于何时能看到1.0版本的发布，您是否有任何预测？

Richard Stallman：不，恐怕我没有，我很遗憾地说。许多 Hurd 开发者似乎已经决定，他们应该重写代码以适配另一种微内核（L4）。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失望，但现在看来，Hurd 要变得可用可能还需要好几年时间。

不过至少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能和 GNU 一起运行的自由内核。

JA：GNU Hurd 发布后，GNU 项目会只专注于围绕它构建 GNU 系统，还是会继续支持更广泛的自由软件内核？

Richard Stallman：只要基于 Linux 的 GNU 系统版本仍然流行，我们就会持续支持它们。

JA：我们该如何称呼基于 Hurd 的操作系统呢？是叫 GNU Hurd，还是 GNU 斜杠 Hurd？

Richard Stallman：这是 GNU 操作系统，而 Hurd 是它的内核。但由于人们通常使用的 GNU 版本是基于 Linux 内核的，因此对比两者并分别讨论 GNU/Linux 和 GNU/Hurd 是很有帮助的——它们是 GNU 系统的两个不同版本，各自采用不同的内核。

JA：使用 GNU/Hurd 系统比 GNU/Linux 系统有什么优势？

Richard Stallman：如果您不是在编写有趣的程序，可能不会有巨大的优势直接呈现在用户面前。Hurd 提供了有趣而强大的功能。例如，您可以编写自己的文件系统，从而可以实现任何您想要的行为，并将其打包为文件。它还提供了实现沙盒的可能性，您可以在其中运行一个程序，同时让另一个程序监控其所有 I/O 操作，以确保它不会写入预期之外的文件。

这些功能或许也能在没有 Hurd 架构的内核上实现，但在 Hurd 上，这轻而易举，且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编写代码对比管理工作

JA：现在您还做多少编写代码的工作？

Richard Stallman：我自己吗？还在 Emacs 上做一点。我是被迫自我“升职”到管理岗位的。

JA：您说得很有意思。怎么会这样？

Richard Stallman：管理和活动的工作量日益增加，因此我不得不寻找其他人来接管我越来越多的编程职责。

JA：您想念编程的工作吗？

Richard Stallman：是的。它充满乐趣。

JA：这个管理/活动家的角色，是您希望继续担任的吗？

Richard Stallman：我并不会说这是我渴望的，但我必须这么做。目前我们还没有人能接替我的位置。实际上，我们正在思考如何尝试培养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人，这样我就不再是不可替代的了。

JA：目前您是什么角色？

Richard Stallman：我一部分是一位坚定果断的领导者，一部分是一位演说家，还有一部分是指导他人如何成为活动家或如何为自由软件做出贡献。我学到了一些对许多人可能有用的东西：如何保持极度的执着，每当一条路被堵死时，总能找到另一条途径。

我也领悟到了为自由而战时的精神真谛——这是一场永不能认输放弃的战斗。

JA：您最初编写的许多程序，如 GNU 编译器套件（GCC）、GNU 调试器（GDB）和 GNU Emacs，如今已成为大量软件开发（无论是自由软件还是非自由软件）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些项目多年来一直在持续发展。您对您启动的这些项目的进展关注程度如何？对于它们的发展方向，您又有何感想？

Richard Stallman：目前我没有关注 GCC 和 GDB 的技术细节——其他人负责此事。我仍然指导 Emacs 的开发。

GNU Emacs

JA：那么您仍然从事 Emacs 代码层面的工作？

Richard Stallman：是的。虽然现在我的手臂有伤，实在无暇编程，但是当我伤好并能够自己使用键盘之后，我还会编程。

JA：我能问下您的手臂是怎么受伤的吗？

Richard Stallman：我摔倒了，手臂骨折，需要手术。有点疼，我觉得它很难再恢复原样了。但是我认为它还能胜任打字。（后注：现在打字正常，但始终伴有刺痛感。）

JA：得知您手臂受伤我很难过，衷心祝愿您早日康复。

我最近重读了 Cliff Stoll 的《布谷鸟的蛋》。您熟悉这本书吗？

Richard Stallman：我对此书有模糊的印象。

JA：简单来说，他讲述了一名间谍入侵大学计算机系统的故事，最初是利用了 GNU Emacs 的一个安全漏洞……

Richard Stallman：好吧，这究竟算不算真正的安全漏洞，或者他是否因安装某个程序时设置了 setuid 而犯错，这仍有待商榷。

JA：这正是我所好奇的，我很想知道这本书出版时您的反应是什么。

Richard Stallman：他的书让人觉得似乎 Emacs，或者实际上是 Movemail......安装 Movemail 时设置 setuid 似乎是常规做法。我想有些人有时确实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可以规避某个特定问题，但这并非通常的安装方式。所以实际上，按照常规方式安装 Emacs 的人并不会遇到那个问题。

另一方面，让 Emacs 更加坚不可摧确实很有用，这样一来即使你将 Movemail 安装为 setuid，那个问题也不会发生。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

非自由软件

JA：您会对使用 GCC、GDB 和 GNU Emacs 等工具用于开发非自由软件作出什么反应？

Richard Stallman：任何非自由软件的开发都是有害且不幸的事，不管是使用 GNU 工具还是其他工具。长期来看，使用这些工具开发非自由软件对计算机用户自由的未来是好，还是不好，我只能猜测。

JA：对于“非自由软件作为筹集资金的手段是合理的，这些资金随后可投入开发全新的软件（否则可能无法获得这笔资金），从而创造出原本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的软件”这一观点，您如何回应？

Richard Stallman：这根本站不住脚。非自由软件系统地剥夺了用户合作的自由，它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反社会模式的基础。这种软件只合法提供给那些愿意放弃自身自由的人。这不是对社会的贡献，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宁可没有软件，也胜过开发非自由软件。

因此，如果您发现自己身处那样的境地，请不要走那条路。请不要编写非自由软件——请去做其他事情。我们可以等待其他人有机会开发出能完成相同任务的自由软件。

JA：程序员会怎样......

Richard Stallman：他们会怎样？编写非自由软件的程序员？他们在做反社会的事情。他们应该去干点别的工作。

JA比如？

Richard Stallman：在社会中，人们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工作可以选择，而不必开发非自由软件。您甚至也可以做一名程序员。大多数受雇的程序员都在开发定制软件——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开发非自由软件。要避开这一小部分专有软件工作并不困难。

JA：这有什么区别？

Richard Stallman：非自由软件旨在向公众分发，而定制软件则仅供单一客户使用。只要尊重客户的自由，定制软件就不存在伦理问题。

下一个要点是，程序员在计算机领域的就业人数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假设有人开发了人工智能，不再需要程序员了。这会是一场灾难吗？现在所有的程序员会在余生注定失业吗？显然不会，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夸大这个问题。

如果美国再也没有编程工作呢？

JA:您是说如果所有的编程工作都外包到海外，对吗？

Richard Stallman：是的，如果都外包了呢？这种情况确实可能发生。当您开始思考诸如总体就业水平这样的问题时，您必须考虑所有影响因素，而不是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单一因素。失业的原因并非某个人或社会决定软件应该自由。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那些只为富人利益服务的经济政策，例如压低工资。

你知道，我们遭遇所有这些外包并非偶然。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设计国际条约就是为了让这一切发生，从而压低人们的工资。

JA：您可以援引一些例子吗？

Richard Stallman：FTAA（美洲自由贸易区）、世界贸易组织、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些条约的设计，就是为了让企业能够轻易地对不同国家说：“你们谁允许我们支付最低的工资？我们就去哪里。”如果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略有提高，企业就会说：“哦，这里的劳动力环境变差了。你们没有为商业创造良好环境。所有业务都会流失。你们最好确保人们的工资更低。你们让本国工人获得更高工资的政策是愚蠢的。你们必须确保你们的工人是全世界工资最低的，这样我们才会回来。否则我们都会撤走，惩罚你们。”

企业经常这样做，它们将业务迁出一个国家以惩罚该国。我最近得出的结论是：无障碍的国际贸易本质上是有害的，因为它使得公司太容易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我们必须使这种迁移足够困难，以确保每家公司都能被固定在某个可以对其监管的国家中。

《No Logo》⁵ 一书解释道，菲律宾虽有保护劳工标准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已形同虚设。他们决定设立“企业特区”——这是他们对“血汗工厂区”的委婉说法——在那里，公司在前两年可以豁免遵守这些规定。结果，没有一家公司运营超过两年。一旦豁免期结束，所有者便关闭工厂，另起炉灶。

JA：自由软件如何对付这些问题呢？

Richard Stallman：自由软件并不针对这个问题。自由软件关注的是计算机用户如何拥有合作和控制自己计算机的自由。当您开始讨论“人们如何获得体面收入的工作？”时，一个更广泛的问题随之浮现。答案是：在低工资条约的世界里，他们无法获得这样的工作。

让数百万人承受非自由软件所强加的自由丧失，仅仅为了让社会的一小部分人拥有更高薪的工作，这是自相矛盾且徒劳的——更何况我们正无视社会中其他所有人低劣的工作状况。

如果您想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在正确的层面上行动，即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层面。如今企业的权力过于强大了，我们必须削弱它们。我并非主张废除商业甚至废除公司，但我们必须确保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强大到可以对世界上所有国家说：“谁敢不服从，我就惩罚谁。”

这就是当今的运作方式。而这正是由里根、克林顿、布什父子等人精心策划建立的。

新技术

JA：我读过这样的观点：自由软件的模式倾向于模仿现有的软件，而不是开辟新路并发展全新的技术。

Richard Stallman：谈论自由软件的“模式”有些误导性。开源运动谈论的是“开发模式”，但我们关注的是用户的自由，而非程序是如何开发的。

自由软件并非总是模仿，但确实常常如此。这背后有充分的理由：自由是首要目标，而创新是次要的。

我们的目标是开发自由软件，以便我们能完全使用自由软件来操作计算机。1984年，我们几乎从零开始（我们只有 TeX，别无他物）。我们需要追赶很多，所以我们做到了。即使 GNU/Linux 与 Unix 相比没有任何技术创新，它也完全更优越，因为它尊重您的自由，而 Unix 则不然。

JA：您认为自由软件已经赶上非自由软件了吗？

Richard Stallman：在很大程度上是的，但还没有完全赶上。

JA：您是否认为，随着自由软件逐渐赶上，我们将开始看到大量源自自由软件的技术创新？

Richard Stallman：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早已见证了自由软件中的技术创新。其中许多创新为万维网的构建做出了贡献。

互联网

JA：只使用自由软件这一重要论断适用于互联网吗？

Richard Stallman：我不太理解您的问题。

JA：软件不仅运行于个人电脑，也运行于构成互联网的电脑上......

Richard Stallman：那个电脑也许就是您的电脑。如果您的电脑联网，那么它就是您在讨论的电脑之一。

JA：您说得对。此时此刻，我的计算机是互联网的一部分，而它完全由自由软件构成。然而，互联网上还有许多计算机并非由自由软件构成。

Richard Stallman：我想您的意思是“并非完全运行自由软件”。网络上有很多计算机并未运行自由软件，这意味着使用和拥有这些计算机的人们已经丧失了这方面的自由。这是个问题。

JA：您认为人们仅使用自由软件来利用.....是合适的吗？

Richard Stallman：您是说连接到运行非自由软件的服务器？

我并不觉得我需要拒绝连接到运行非自由软件的服务器。同理，我也不会拒绝在一台运行非自由软件的电脑上打字。如果我去您家做客，而您有台 Windows 电脑，如果我有必要使用它，我会用的。我不愿意让我的电脑装上 Windows，您也不应该在你的电脑上装它，但我不能通过拒绝触碰那台机器来改变现状。

如果您连接到一台运行非自由软件的服务器，您的自由并未受到损害。是服务器运营者因所运行软件的限制而丧失了自由。这很不幸，我希望他能转而使用自由软件；我们正为此努力。但我并不觉得您必须在他的网站改用自由软件之前抵制它。他并没有强迫您使用非自由软件。

JA：回到我早前的问题，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您在尝试查找网络内容时，会使用如谷歌这样的工具吗？

Richard Stallman：我不反对与谷歌的网络服务器通信，但为了谷歌自身着想，我希望他们拥有研究、修改和重新分发其服务器所用软件的自由。拥有这项自由并不意味着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谷歌无需改变或重新分发他们运行的软件。但他们应当拥有这样做的自由，就像你我应当拥有对自己机器上的软件这样做的自由一样。

工作场景

JA：如果您的工作要求您使用非自由软件，怎么办？

Richard Stallman：我会辞去那份工作。难道就因为有人付钱，您就会参与反社会行为吗？如果这份工作是在街上伤人、抢钱包呢？如果它涉及散布“民主党人应该在周三而非周二投票”的谣言呢？有些人竟然声称，如果某事是某人工作的一部分，您就不能批评其行为。在我看来，一个人为了获得报酬而做错误的事并不能成为借口。

嵌入式应用

JA：嵌入式应用在社会中已变得越来越普遍。是否有可能在完全不使用非自由软件的同时，仍能跟上当前技术的发展？

Richard Stallman：我不确定是否可能，但如果不可能，这正是我们需要改变的现状。一旦一个嵌入式系统能够连接网络，或者用户通常需要为其加载软件，其软件就必须是自由的。例如，如果它使用非自由软件进行网络通信，您无法信任它不会监视您。

SCO

JA：对于 SCO 近期关于 Linux 内核的指控，您如何回应？

Richard Stallman：他们声明含糊其辞且遮遮掩掩，加上我们已看到他们提出的唯一具体事实也被证明是虚假的，这表明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理据。

JA：您预计这会对自由软件产生什么影响？

Richard Stallman：我预计这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因为我认为他们站不住脚。他们试图制造恐慌、不确定性和怀疑（FUD），或许会吓退一些胆怯的人。

JA：您认为这会把 GPL 带上法庭吗？

Richard Stallman：我不知道。

JA：您会担心吗？

Richard Stallman：我们认为 GPL 能在法庭上站得住脚，但明智之人不会渴望卷入争斗，即使他觉得自己装备充分、胜算很大。

SCO 提出的论点荒谬到可笑，这反倒支持了一种观点：SCO 并无实质理据，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制造恐慌、不确定性和怀疑。

JA：为了什么？

Richard Stallman：他们希望有些公司会付钱，而且微软已经付了。

对那些几乎不了解著作权法的人来说，任何说法听起来都像那么回事。当他们听到 SCO 的说辞时，并不知道这有多荒谬。于是他们会想：“SCO 这么说，IBM 那么说，我怎么知道谁是对的？”

JA：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GPL）未来有何规划？是否有发布第三版的计划？

Richard Stallman：是的，但我们并不十分确定会有哪些改动。可以说的是，改动将主要体现在细节层面。

参与贡献

JA：您觉得还有什么近期活动需要讨论的吗？

Richard Stallman：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决定，要求所有数字电视接收器必须内置数字限制管理功能。不仅如此，还要求这些设备无法被用户修改。我认为他们尚未决定该设备是否由软件控制。如果最终确定由软件控制，那将意味着政府首次明确出台政策，禁止在数百万人即将使用的设备上使用自由软件。

JA：您对此乐观吗？

Richard Stallman：我不知道。我天性悲观。许多人只有在预期能赢时才坚持战斗。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总预想着会输。但无论如何，我仍会战斗，而有时我确实能赢。

我并非这场特定斗争的主要领导者。电子前沿基金会和“公众知识”组织⁶ 正在奋战。人们需要在政治上参与进来。此刻，大家应该访问 EFF 和“公众知识”的网站，并在未来几周持续关注，了解如何能参与到这场即将到来的行动中。这将需要许多人投入——很可能至少二十分钟。如果您足够珍视自己的自由，愿意为它花上二十分钟；如果您能从本周、下周……手头的琐事中抽身片刻。花一点时间为你的自由而战，我们就有可能赢得胜利。

JA：非常感谢。

Richard Stallman：探索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