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Stallman 关于自由软件与西孟加拉邦政府的演讲

Richard Stallman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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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不是共产主义者，原因有很多。首先，我并不反对私营企业的存在，只要它不侵犯人权且不违背社会利益。只要企业能以合理的方式对待社会其他成员，其存在便是正当的。

计算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新领域。因此，我们必须思考与之相关的人权问题：软件用户应享有何种人权？自由软件由四项基本自由定义。对用户而言，一个程序若符合以下条件，即为自由软件：

• 自由之零：按自己的意愿运行软件。
• 自由之一：分享源代码并可修改之。
• 自由之二：帮助友邻并公开发布软件
• 自由之三：帮助社区并分发修改版软件

拥有了这四项自由，你便能与社区一同正直地生活。若你使用非自由、专有的软件，开发者便拥有了决定你能做什么的权力——这种权力可能被用来控制你。就像微软那样。那种游戏是邪恶的，根本不该参与。所以问题不在于如何在他们设定的游戏中取胜，而在于彻底远离那种游戏。

当 GNU/Linux 在1992年准备就绪后，它便开始流行起来。它可靠、强大、经济且灵活。成千上万的人开始使用 GNU/Linux。然而，自由的理想却逐渐被遗忘。到了1998年，人们不再谈论“自由软件”，转而说“开源”。这是一种避开“自由”一词、不提及其背后理念的说法。我并不反对这一点，但这并非我所关注的。我最感兴趣的，是教导人们珍视自己的自由并为之奋斗。在软件领域，如同在美国，我们的自由正受到威胁。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基本事情是：时常铭记我们的自由，珍视它并坚持它。当有人说，他们以剥夺我的自由来保护我免受恐怖主义之害时——要说不！同样地，对于那些威胁我们自由、或许能带来暂时相对优势的软件——我们也应说不！

西孟加拉邦不应追随世界潮流，而应挺身捍卫自由。这是不同的。不！我不会让世界牵着我的鼻子走。我要去往自由所在之处。如果你要前往他方——我不会同行。这需要坚定，需要做出决定：自由至关重要，因此必须推动它——即便这会带来不便。自由需要一些牺牲、一些不便、一些代价。但这都是值得付出的微小代价。

所谓全球化，人们通常指的是商业权力的全球化。商业本不应拥有政治权力，否则民主将陷入病态。而随着商业权力的全球化，这种政治影响力被进一步放大。自由贸易协定实质上旨在冲击民主制度——例如，它明确允许企业若因某条法律导致利润减少便可起诉政府。社会或环境相关的重要举措若要实施，企业甚至可借此索偿。并非所有自由贸易协定都明文如此规定，但皆隐含此意。企业可以威胁迁往他处，而他们也确实在使用这种威胁手段。 几年前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关于欧盟软件专利的问题。丹麦政府就曾受到威胁：如果不支持这项政策，相关公司便会将业务转移到别处。这种微小的威胁已足以勒索一个国家的政府。若允许外国巨头企业收购本国公司，就等于允许它购买一把对准自己国家的武器。环境、公共健康、民众的整体生活水平都至关重要，因此自由贸易协定应当被废除——它们危害自由、健康与人民的生活。

我不接受“知识产权”这个术语。这个说法本身就带有偏见且容易混淆——它把实用的技术和作品统称为“财产”，已然预判了问题的性质。此外还有一个更微妙的问题：它将所有不同的领域混为一谈，营造出一种可以一概而论的假象。实际上，版权、专利、贸易法规等都截然不同。即便是最优秀的学者，也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克服“知识产权”一词带来的混淆，从而深入探讨这些具体领域的细节。 《关贸总协定（GATT）》与《TRIPS 协定》——实际上它应该被称为“与贸易相关的教育与科学阻碍协定”。自由贸易和世界贸易的强化正在损害民主。当某种恶行被全球化时，它会放大为更大的恶；而当某种善举被全球化时，它也会扩展为更大的善。人类的知识与合作正是这样的“善举”。自由软件运动便是其中一部分——它实现了人类知识某个领域（即软件）的全球化。通过这样的全球协作，每个地区、每个国家都能获得自由与独立。

专有软件是一种殖民体系，是电子殖民主义——并非由某个国家推行，而是由企业实施。电子殖民势力使人们分裂且无助。看看最终用户许可协议：你无法获得源代码，因而处于无助状态；你不能分享软件，于是被迫保持分裂。历史上的国家殖民势力会招募当地精英，给予报酬，使他们凌驾于民众之上，为殖民主子服务。如今我们看到，电子殖民势力也在招募本土的“柴明达尔”¹ 以维持体系稳固。微软设立研究机构，作为交换，它便牢牢掌控着其他所有人。政府和学校皆受其钳制——他们深谙此道，懂得如何收买政府支持。但政府换来的是什么？是依赖，而非发展。唯有自由软件才能带来真正的发展。它使任何活动都能完全由实践者掌控。自由软件是适宜的技术；而专有软件在任何用途上都是不适宜的。

西孟加拉邦政府有机会在这方面采取坚定的领导政策。这将有力推动人力资源的发展。自由软件尊重人们的自由，而政府对社会的未来具有影响力。选择向学生教授何种软件至关重要：若你教他们使用 Windows，他们就会成为 Windows 用户；若想转向其他系统，他们便需付出额外努力重新学习。微软深谙此道，因此向学校捐赠 Windows 系统。这种（通过非授权软件使用造成的）依赖性只会巩固其地位。他们不愿留下任何选择余地，故而向学校免费提供 Windows——如同注射一剂毒品，第一剂免费，而后无论对学生还是其雇主，代价都将接踵而至。这正是将其权力强加于社会及未来的一种手段。学校肩负着对社会的使命，这一使命要求教育学生如何在自由中生活，传授使他们易于在自由中生存的技能——而这正意味着使用自由软件。

自由软件有利于计算机科学教育，能充分激发天赋程序员的潜力。它为学生提供了真正学习的机会，对天赋程序员尤为有益。若使用专有软件，教师只能说：“我不知道，你也不被允许了解——这是秘密。”而另一种选择是将源代码交给学生，让他们自由阅读。这样，他们才能学会成为真正优秀的程序员。 但最关键的缘由在于道德教育。学校应当培养学生成为有良知的企业和仁慈、乐于助人的公民——这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而学校必须以身作则。如果你将软件带入课堂，就必须与其他孩子分享；否则就不要带入。学校应当践行自身的准则，将自由软件引入课堂，并做到100%使用自由软件，校园内不应存在任何专有软件。公共机构在过渡期后，也应全面采用自由软件。所有软件开发都必须在自由软件平台上进行，且若向公众发布，就必须是自由软件。（“Free”指自由如言论，而非免费如啤酒。）

在学校推广自由软件有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参与“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One Laptop per Child）计划²。我听说印度最近退出了这个项目。据说印度政府为了取悦跨国公司制定了大量法律，这或许是为了让微软满意。即使印度不参与，西孟加拉邦也可以加入“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计划。我可以帮助你们联系开发该设备的相关人员。

印度政府正考虑效仿美国法律，制定一项苛刻的新版权法，该法偏袒大型企业而损害本国公民权益。在我看来，唯一能解释这项法案被仓促推进的“紧急状况”，恐怕只是某些企业梦想利润的灾难性短缺！外国实体不应拥有政治权力——至少在我的理念中，绝不应当。